城市一大步

　　大连“举全市之力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软件产值连年高达50%的递增速度，更有一个高科技产业对一座城市的全方位拉动，此可谓“产业一小步，城市一大步”。

　　福利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外部性”(又称“外在效应”、“溢出效应”)原理，说的是某个经济主体(个人、企业、产业等)的生产或消费活动，会对其他人、其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效应。这种效应可以是有益的、无偿增进第三方福利的， 即所谓的“正外部性”; 也可以是有害的， 即所谓的“负外部性”。

　　软件产业给大连经济带来的“正外部性”是显而易见的。

　　最明显的拉动是对GDP贡献。1999年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增加值对名义GDP的贡献率为0.38%; 到2007年上半年居然达到4.59%，增长了12倍还多。

　　还有对酒店、旅游等服务业的拉动。往年大连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酒店的淡旺季是很分明的，淡季里客流量下降得厉害。而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起来成为支柱产业后，“商务型”客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这类客人可不分什么春夏秋冬，整日带着业务飞来飞去的，酒店的淡旺季之分也被淡化了。 大连市政府办公厅提供的一个数据是: 南方航空公司每出100张公务舱的机票，就有40张来源于大连高新园区的软件公司。

　　从中受益的还有大连的房地产、港口码头、物流运输、金融服务、城市消费、传统制造业，以及大连人的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等方方面面。近年来大连大学生就业率持续增长，2006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71%，2007年升至78%，同比增长7个百分点。其中IT相关专业接收数量激增，2006年接收IT相关专业毕业生13324人(多数进入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比2005年增长23%。

　　高炜认为，软件和现代服务业对一个城市经济的拉动是一个链式反应，具体到大连，“我们现在看到的拉动只是冰山一角”，过5年10年再来看，你就会发现它将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正向增量”，溢出的价值会大得多，其意义也将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对它的评价。

　　评论：软件三城模式之辨

　　成都、大连、南京三大软件名城的快速发展，彰显的不仅仅是这三个城市的眼光与魄力，更有中国人在全球化分工中重新定位的智慧和决心。基于此，“软件三城记”的意义注定要超出这三座城市本身，成为人们剖析中国迎接全球化第二波(信息与服务业大潮)进程中的窗口和范本。

　　这几个城市故事中普遍适用的经验大概有这样几条:

　　第一条是对市场的尊重。譬如大连软件园的“官助民办”; 譬如成都与北京、上海等地区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等等。这儿要注意区别“形式”与“实质”——“官助民办”只是形式，实质是政府对市场的尊重。

　　第二条是对机遇的敏感和务实的态度。从全球化视角来看，这三个城市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搭上了“全球化的产品内分工”这班车。当今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产业分工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过去的行业间和产业间的合作深入到了产品间——把一个产品内部不同的工序、不同的零部件打开、拆散，把它们分布到全世界去做。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的全球大迁移浪潮就属于这种情况。机会来了，想方设法抓住它，就是在全球化分工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第三条是能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予以突破。譬如大连在软件园启动之时确定官助民办模式，为软件园走向成功确立了一个好机制。对人才问题的解决更显示了大连的远见与雄心。软件园建立之初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东软信息学院，培养人才，之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人才培养与鼓励政策都十分到位，“牵住了牛鼻子”。

　　当然这几个城市的故事中也具有不可复制的个性化。譬如“官助民办”，不是说政府出台这么一个机制，软件园就一定能成功。这里除了政策配套的问题外， 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让大连官员和企业家备感自豪的软件园的产业集聚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城市。

　　以南京市为例，其软件产业格局就相对分散，既有高新区与开发区里的软件园，也有位于城区中心堪称CDB的软件园，还有分散于各个行政区里的软件园。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和南京软件产业底蕴有关，又和南京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分布在全市各处有关。

　　同样以外包为主，成都模式与大连又有很多不同。成都的外包不是从对日外包做起，也不是大连那种BPO业务流程外包，而是以编程为主的ITO外包。成都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软件外包工厂”。其业务以“二包”为主，凭借当地“软件蓝领”的低成本，与北京、上海甚至印度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客户来源相当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