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副主任高萍现在还记得，东城区的网格管理落地以后，东城区的统计局局长找到信息办有关同志，提出想在网格管理的平台上建立统计局的应用系统。在业界，这样一个地理信息图层起码要几百万元，信息办却很大方地批准给统计局无偿使用。

　　“共享平台就像是一个大舞台，你跳现代舞，我跳民族舞，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高萍说。监督中心将地理信息平台无偿开放给统计局后，统计局在此基础上做了很多系统应用，统计局局长对高萍表态，以后城市管理需要统计局提供什么信息，在职责允许范围内义不容辞。

　　从东城区放大到北京市，现在，在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上，已经有68个委办局的信息同时接入共享交换平台中交互贯通，这个信息交换中枢已经将资源共享演绎到市一级的大平台。

　　“数字城市”没有实现政府、企业社会信息系统在统一平台上百花齐放的设想，却向城市管理、公共服务衍生。共享——这是数字城市设想的出发点，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正慢慢向原点回归。

　　城市信息化正带着数字城市的“基因”沿着中国城市化的轨迹前行。尽管“亮点”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我们仍旧不能忽视: 正当国家部委和各大中心城市开始脚踏实地地从头做起时，在某些地市级城市，仍然将华而不实的框架奉为尚方宝剑，似乎冠以“数字城市”就向城市化又贴近一步。

　　“中国的数字城市仍然处于混沌时期，提不提数字城市不是问题，关键是在数字城市之下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应用。”方裕说。

　　此外，从城市信息化的长远发展来看，尽管呈点状发展的应用已经具备共享意识，却仍将面临下一轮的整合。“同信息化一样，城市信息化也将呈现点、线、面的发展趋势，由点到线，再由线连成片。”郝力说。

　　那么，如何由线成面?是重新构建一个信息平台，还是将现有的线进行整合?一是由一个部门承担整体信息平台建设，如武汉市规划局; 二是成立第三方的信息交换平台，如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这两种做法在实践的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前者面临行政划分的障碍，后者面临如何树立公信力的挑战。在这些整合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管理机制，如何能在这样的机制下规范各部门的具体应用，是摆在眼前的问题。自下而上的城市信息化探索最终仍将面临顶层设计的挑战。

　　“否定之否定，再前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数字城市建设。”郝力说。正如中国的城市化在激烈的剧变中不断接受着考验一样，走出了“理想国”的数字城市，也将不断地接受现实的考问，最终破解城市化的中国式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