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咸阳这样一个西部地区的地级市，在东北、华中、华南，几乎所有的省市，从直辖市到省会城市、地级市，“建设数字城市”都成了“十五”规划 中最耀眼的部分。

　　然而，几年后，当本报记者启动数字城市特别报道，向全国各地采访数字城市的优秀案例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先问一句: “数字城市是什么?”

　　“数字城市更像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科学名词。”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副所长方裕说。即使是身兼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方裕也无法准确地给出数字城市的定义，他所在的研究院主要专注空间地理信息的研究。

　　早在2000年前，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就曾专门做过数字城市的研究，并参与制定整体框架。早期的数字城市框架主要由基础层、管理层、应用层三部分构成。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构成了统一平台，在此基础上的管理层是对空间信息实施有效管理，而应用层则延伸出针对不同领域的众多应用，涉及政府、行业、企业及公众类应用。

　　同新加坡、日本等数字城市发展成熟的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数字城市框架有许多相似处，都注重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强化数字城市的顶层设计，资源共享贯穿始终。这些曾经是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能不能适用于中国呢?

　　“我国的数字城市发展并没有按照我们当初设计的理想模式去走。”郝力说。

　　为什么与国际如此接轨的数字城市理论会渐行渐远呢?

　　首先，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决定了城市信息化不宜从顶层设计入手。

　　日本曾经提出过数字城市的模式和框架，并以其在日本的成功应用而闻名于世，然而，日本在此之前曾经经历了80多年的城市化蜕变，并在其蜕变中诞生出新的城市管理方式和手段。在完整的城市化后提出数字城市框架，是信息化对城市化的升华。

　　中国仅仅经历30年的城市化，而且正处于矛盾迭出的多事之秋，信息化不是锦上添花的技术手段，而是城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变革的催化剂。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信息化必须自下而上，必须从底层出发，从信息化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入手。

　　其次，大一统的框架体制不适合中国现阶段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

　　在采访中，曾有专家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市的地下管网信息系统承包给当地电信去做，电信需要完整的数字地图做基础图层，于是找到当地的测绘部门。测绘部门一开口就要价240万元，少一分钱也不给，电信财大气粗，一气之下花了近300万元聘请最先进的技术公司做了一个比测绘部门还要完整的城市基础地图。

　　这样的故事还存在于很多地方的城市信息化建设中，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各部门大都抱着“小而全”的思想，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数字城市的整体框架是从大一统入手，强调在统一的基础平台上实现各部门的应用，条条林立的行政体制下始终是“大一统”设计难以逾越的深沟。

　　中国的城市化决定了数字城市的框架只能是美好的理想，无法在现实落地。经过“十五”的反思，很多城市开始弱化“数字城市”的概念，从单点应用脚踏实地地做起。

　　破解困局

　　郝力认为，虽然中国的数字城市没有按照预先设计的“大而全”的框架去发展，却在两个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数字城市提供了“亮点先行”的可能。一是城市信息基础设施，随着信息产业部宽带、光纤网络的逐级深入，遍布全国各地的网络为城市信息化提供了“高速公路”; 二是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为主体的数字化测绘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测绘技术。

　　城市管理是城市化进程中矛盾最为激化的敏感地带。按照中国2050年实现70%城市化率的目标，每年将有1200万人从农村涌向城市。在城市化人口呈现爆发式激增的时候，城市管理就变成了城市最为脆弱环节，城市管理员被刺、小商贩被城管人员野蛮殴打，动荡不安隐藏着更深的社会危机。

　　2005年，北京市东城区提出城市网格化管理新模式，在原有“单轴化”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创建指挥与监督既分离又统一协调的“双轴化”管理体制，实现了对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2006年，在建设部的推动下，网格管理迅速向全国51个城市(区)推广，各地在继承东城区的管理精髓基础上，又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新探索，如杭州向上延伸跨越区形成全市统一平台，又如上海向下深入完善社区的各项机制。

　　网格化管理从城市化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入手，将城市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应用的集成创新与体制改革的结合必然带来政府的管理创新。

　　除了信息化向管理体制挑战，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信息化“亮点”中，人们还惊喜地发现，共享意识正慢慢深入。这些“亮点”形散神不散，经过实践历练，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城市信息化应用正在“共享”意识的认同下越来越近地向数字城市的精髓靠拢。